一年一度的“诺奖季”迎来了最后一项大奖，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得到了表彰。

负责评选和颁发奖项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称，今年的三位获奖者对国家之间为何存在巨大的繁荣差异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解释了为何制度差异会长期存在，以及制度如何改变的问题。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博士生导师、长聘副教授谢丹夏与这三位经济学家颇有交集。在美国读书期间，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修过阿杰姆奥卢的经济增长课程；也曾与西蒙·约翰逊同在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共事；在谢丹夏获得博士学位的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鲁滨逊长期担任教职。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学界普遍认可他们三位在研究上的贡献，尤其是他们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大突破。这篇文章目前的引用量已达18000次。在经济学领域，一般认为引用量超过1万的文章都存在荣获诺奖的可能。他们的文章已接近2万次引用，获奖也是意料之中。”

制度如何影响繁荣

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介绍，三位经济学家在2001年的论文中研究了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化历史。他们发现，殖民者从16世纪起在不同地区引入或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造成当前国家繁荣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殖民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如今却成了最贫穷的地区。

这种“命运的逆转”与殖民者的死亡率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如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越低，因为高死亡率地区往往是缘于建立了掠夺性制度，目的是迅速获取资源，而不是长期发展。

《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至7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即从制度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然而，这一领域早期的研究多停留在“讲故事”层面，缺乏严谨的计量分析，未能解决地理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介绍词中也写道，证明社会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上，也涉及其他因素。为了找到答案，获奖者采用了创新的实证方法。

“阿杰姆奥卢和其合作者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他们研究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死亡率，发现殖民者在适宜居住的地区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在高死亡率地区则实行掠夺性政策。他们精密的统计分析显示，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陈永伟解释称。

谢丹夏回忆起他在阿杰姆奥卢课堂上的经历：“在讲授经济增长那门课时，阿杰姆奥卢当然会讲到他那篇经典的文章。除了实证方法，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能够用非常严谨的数学把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思想进行建模。我认为，这是他与另外两位诺奖得主不同的地方之一。他在实证和理论方面的造诣可能更深，尤其是在创新性的建模上。”

而在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阿杰姆奥卢进一步研究了制度的演化规律。例如，他对“政治的科斯定理”表示质疑，即制度变迁是通过谈判达成最有效率的结果。在他看来，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旧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那么有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

陈永伟解释说，在阿杰姆奥卢的观点中，制度变化并不总由效率驱动，西欧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提升了劳动者的地位，而不是效率改变导致庄园制兴起。制度演进的关键在于缺乏第三方保证机制，导致集团冲突和制度不稳定。最终，胜利的精英集团选择制度的标准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国家整体利益，只有在两者恰巧一致时，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好的制度才会出现。

诺奖近年来青睐“现实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如今，全球最富有的前20%国家比最贫穷的20%国家要富裕约30倍。尽管最贫穷的国家有所进步，但仍无法赶上最富有国家的步伐。他们认为，今年的获奖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了这一现象为何持续。

长期追踪诺贝尔经济学奖动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近几年诺奖的颁发情况来看，大多表彰的是针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他解释说：“2019年的诺奖颁发给了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研究，2022年的研究解决的是金融危机是如何爆发的，2023年的奖项则给了劳动经济学的性别差异研究，今年的获奖者研究了国家繁荣水平差距背后的原因。”

谢丹夏称，每年的诺奖颁布周，也是全球科研工作者的狂欢节。“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每年经济学诺奖颁布的前几天，博士生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诺奖竞猜活动。每人出1美元，写上一个自己预测的诺奖得主姓名，放入投票箱；诺奖公布后，预测正确的同学将平分所有奖金。”他讲述道。

谢丹夏举例称：“2022年的诺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也出身芝加哥大学，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金融中介和银行挤兑模型。这对金融风险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帮助我们理解如何避免银行挤兑，并提供了理论模型和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学术界关心的，上至央行下到普通储户也会关注，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储户的利益。例如，戴蒙德教授的贡献与我国2015年开始实行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密切关系，他的理论帮助了这一制度的设立。如今，我们每个银行账户都有50万元的存款保险额度，这在降低银行挤兑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谢丹夏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备受财经界关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获奖理论往往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他说：“今年的获奖理论特别重要，它探讨了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贫穷，有些国家会繁荣。这些问题涉及如何让一个国家变得富裕，关系到人类的重大社会福利和切身利益，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显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谢丹夏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关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品质、财富管理和金融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研究成果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公众关注的原因。”

有可能二次获诺奖的AI质疑者

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外界很容易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误认为对某位杰出人物的表彰，但事实上，这是对某项特定成就的表彰。换言之，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可能会二次获奖。他称：“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已有两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科学家，某位经济学家二次获奖也是迟早的事。”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阿杰姆奥卢未来也很可能因人工智能（AI）领域的研究获得诺奖。谢丹夏说：“阿杰姆奥卢在经济学中的贡献不仅限于制度经济学。虽然这次获奖主要是表彰他们对制度及其对国家贫穷或繁荣影响的研究，但阿杰姆奥卢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很多贡献。”

1967年出生的阿杰姆奥卢今年57岁，于1992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博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一年后，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在2005年，他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奖章。

在AI爆发增长的时代，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微软、亚马逊和Meta等云计算超大规模企业对英伟达GPU的大量投资不会带来相应的收入激增。

而长期以来，阿杰姆奥卢对AI的潜力都心存疑虑。他认为，AI只能适度提高生产力，未来十年对美国经济产出贡献不会超过1%。他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AI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无法满足投资者的盈利预期。换言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可能无法实现，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实现。

阿杰姆奥卢表示，在未来十年中，可能只有5%的工作会受到AI的重大影响，“很多钱都会被浪费掉”，“你不可能从这5%中获得经济革命”。

阿杰姆奥卢认为，未来AI有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但都不是特别乐观。其中，最乐观的情况是，AI炒作降温，该技术的一些应用站稳脚跟，其狂热会持续到2025年，最终导致科技股崩盘，类似于互联网泡沫时期发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和技术高管会对AI失去兴趣，从而导致“AI的春天之后是AI的冬天”。

不过，虽然阿杰姆奥卢对ChatGPT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所能做的事情印象深刻，但可靠性问题意味着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在工作场所取代人类。

“你需要高度可靠的信息，或者这些模型能够忠实地执行以前工人所做的某些步骤。”阿杰姆奥卢说，在少数情况下，这些模型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需要一些人工监督，比如编码，“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做不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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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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